最近，神经科学家杰瑞德·库尼·霍瓦斯通过研究80多个国家的数据发现，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Z世代是自认知发展记录以来，第一代智力低于父母的群体——Z世代在执行功能、读写能力、IQ、记忆力、注意力等几乎所有认知指标上都不如上一代。
过去，科学家们预测人类智商增长的速度可能会减缓，但从来没想过会下降。霍瓦斯认为，这不可能是进化的原因，原因要归咎于所谓的“教育科技”，包括使用计算机和平板电脑学习量的增加。而且分析表明，受数字技术影响导致认知衰退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全球。
年轻人已习惯于碎片化记忆和短视频，甚至很多学校已经妥协并以同样的方式教学，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普遍注意。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已通过立法，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作出严格限制。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针对青少年沉迷社交媒体问题提出建议，呼吁设置16周岁“数字年龄”红线。
然而，为年轻人构建“围墙”，真的能让这场“智力衰退”逆转吗？
分析表明，受数字技术影响导致认知衰退的不是一两个国家，而是全球。
数字时代下的Z世代
过去，年轻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主要通过家庭、学校和传统媒体，理解社会问题的方式以及自身身份认同在其中逐渐构建。如今，年轻人浏览社交媒体，他们的眼界变宽，但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似乎下降了。
今年年初， 美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交媒体成瘾案”开启长达6周的庭审。一名19岁少女KGM（化名）指控Meta、谷歌等科技公司一直在制造有害产品，故意把社交媒体设计得容易上瘾，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据悉，她从 6 岁开始沉迷 YouTube、9 岁使用 Instagram，10 岁时出现抑郁、自残等症状。她认为社交媒体导致自己与家人关系紧张，并影响到学校生活。同时，13 岁时，KGM被诊断出躯体变形障碍、社交恐惧症，她认为这一切都与长期使用社交媒体有关。
庭审曝光了大量保密文件。其中一份 YouTube 内部文件写道：“我们的目标不是点击数，而是让用户上瘾。”
KGM 的律师认为，某些社交媒体的无限滚动流、自动播放、点赞按钮等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让人不停浏览，利用了青少年寻求认可的心理扭曲他们的自我形象。这些公司明知社交媒体可能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却仍想“通过让孩子们沉迷于其服务”来赚钱。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今年美国多地还有不少类似官司待审，这场审判具有风向标意义，其判决结果将对后续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事实上，不少研究已证实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有关。英国《金融时报》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智能手机普及度提高，越来越多的英国青少年陷入了抑郁和容貌焦虑。那些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5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青少年，自我伤害的风险是不太上网的同龄人的2倍至3倍。
心理专家也指出，网络环境中的大量社会比较信息易引发青少年焦虑、自卑，增加其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发生概率。更重要的是，社交平台信息碎片化、快速切换的特点，会让青少年大脑长期处于高唤醒状态，难以深度思考，进而降低专注力、削弱冲动控制能力，对学习和创造力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此外，长时间线上交流会导致青少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难以解读非言语线索，共情能力培养也受到限制，易在现实互动中表现出羞怯、不合群。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告诉《新民周刊》，现在许多年轻人说自己“社恐”，某种程度上是线下深度交往能力相对弱。“高强度、碎片化的线上交流可能挤压了面对面情景中发展共情、非语言类的其他信息的解读等能力的时间与情境，说白了就是缺乏实践机会与经验积累。”
到了AI时代，这个问题似乎又被推向一个全新的量级。
不少研究已证实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有关。
AI成为年轻人的亲密伴侣
2月8日，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6.02亿人，较2024年底增长141.7%。其中，中低龄用户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使用群体，19岁及以下用户占比最高，达到33.8%。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当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青年群体中的渗透率已达51.8%：有71.7%的年轻人把AI当成提效工具，更有16.5%的年轻人把其当成求慰藉的“亲密他者”，高达13.5%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向AI倾诉心事，这一比例甚至超过父母亲人。
学生离不开AI的同时，AI公司也在积极拥抱高校。
OpenAI和Google在期末季向大学生免费开放Pro版本；国内高校也纷纷围绕AI展开系统化布局，比如今年年初复旦大学正式上线AI3A教育共创平台，同步发布《复旦大学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指引1.0版》，成为全国高校中首次将AI教育理念系统落地、支持师生共创的尝试。
“高校中，AI已成为学生的基础工具，用于文献及信息搜集与整理、代码调试、文案润色、初步研究构思等方面。我感觉绝大多数学生能熟练使用，但使用的程度或者效果分化严重。”不过崔丽丽也观察到，大部分学生停留在“提问题—得答案”的层面，只有少数优秀者能进行“多轮追问、交叉验证、指令微调”的深度交互。
这也是大众对于AI广泛应用作为担忧的一点，将思考的过程外包给AI，会令青年学子陷入对知识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并非危言耸听，荷兰的一位大学教授表示，近年来她明显观察到学生能力滑坡，有些学生已难以独立完成论文或深度文章的撰写。
清华大学的研究显示，使用AI学伴的学生在初期课后测试中表现优于未使用者，但两到三周后，这一优势发生逆转，AI使用者的得分反落后于对照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另一项研究则通过脑科学研究揭示了AI辅助写作对大脑活动的影响——依赖ChatGPT完成写作任务的学生大脑活跃度明显降低。有人将这种行为精准地描述为：人去了健身房，然后让机器人替你举铁。
在崔丽丽看来：“如果学生依赖AI给思路的，不作任何反思、质疑、验证，那势必影响独立思考能力。年轻人应当明确AI是辅助思考的‘协作者’，决策与责任的主体永远是人。”她认为，对AI给出的关键信息、结论和代码，必须通过权威信源、实践、逻辑推理进行交叉验证。最重要的是应用过程中的法律与道德伦理风险规避，比如保护原创与隐私，严禁剽窃，谨慎输入敏感信息，做必要的脱敏处理等。
2025年起，部分高校已对毕业论文实行重复率+AIGC重复率双查重制度。
设置“数字年龄”红线？
将思考的过程外包给AI，会令青年学子陷入对知识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青少年沉迷社交媒体和AI的问题是全球化的，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呼吁为青少年进行“数字排毒”，即暂别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减少网络停留时间，更专注于现实社交联系。
其中，澳大利亚已于2025年12月10日禁止社交平台向未满 16 岁青少年开放。法国、希腊拟禁15岁以下独立使用，英国也正在启动相关公众咨询。
前文的霍瓦斯博士想必对这些措施乐见其成，在他看来，人类进化学习的方向是与人互动，而不是通过屏幕。屏幕会干扰构建深刻理解、记忆和专注的自然生物过程。他认为Z世代不仅在生理智商表现不及上一代，其“决策智力”或“财务认知能力”也可能随之退化。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1%的18—29岁美国成年人“感觉在理财方面知识丰富”，许多人对信用卡债务、贷款利率等基本概念缺乏认知。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炫富”内容与“理财达人”的速成建议，让年轻人容易陷入消费主义陷阱或盲目投资。
不过，崔丽丽认为，这一代年轻人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也十分重视储蓄管理和理财。“有些人倾向于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学习精打细算、理财，有些人则倾向于消费取悦自己，善用各种信贷产品。作出消费决策时，高度依赖社群或达人推荐。”
她强调，信息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筛选信息同样是一种能力。“如何有好的理财心态，对风险的认知，以及理财的短期主义和长期主义选择等，都是年轻人需要学习和实践的部分。”
的确，对于是否要为青少年设置“数字年龄”红线，公众观点一直呈现两极分化。有人担心“一刀切”可能让孩子失去接触前沿资讯与正常社交的渠道；也有人担心措施在执行层面存在障碍。
青少年需要网络，但也容易沉迷其中。中国古语有云，“堵不如疏，疏不如引”，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是否使用”，而在于“如何使用”。
有意思的是，AI行业的从业者似乎也这么想。有媒体采访Anthropic 总裁丹妮拉·阿莫代、微软首席科学家杰亚米·蒂凡等5位 AI 领域的核心人物时问：你们是如何给孩子规划未来的？
4个孩子的母亲杰亚米·蒂凡直言，培养批判性思维需要摩擦，需要做难的事，做深度思考。她还放话表示，在当下这个时代，传统的文科教育非常重要。因为以前和电脑交流是按下按键、获得结果；现在是基于自然语言，需要提供背景、表达意图并进行批判性思考。
举个例子，当你跟AI说要生成一段影片视频，它出来的内容完全依靠你的描述，你需要极强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要说明白环境场景、人物情绪、动作细节、近景远景等，这考验的就是提出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丹妮拉·阿莫代则说，她会让孩子多社交、多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类最终还是喜欢和人类在一起。“最不可替代的，是你如何对待他人，如何与人沟通，以及你有多善良。”
看，这群创造AI的人，并不急于让孩子使用AI，他们更关注的，始终是做人本身。毕竟，孩子总会长大，学校和家长永远无法全程兜底，只有养成健康的数字生活习惯、学会辨别网络信息、理性面对虚拟世界，才能令社交媒体成为其成长的助力，也唯有能够独立进行思考的人，才能真正拥抱未来，保持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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